摘要：研究生不止是中国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和管理科学的学术骨干力量，而且是中国将来进步的要紧推进力。中国研究生数目近期6年增加4.7倍。在这种进步时期，从五十年代沿用下来的研究生体制或许急切需要改革，对研究生教育水平应该有所保证，有维护学生利益的手段和文化，对很多研究生不久毕业将进入工作市场有筹备。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从数目上来讲，近期几年要用迅猛进步来形容：1998年全国招收7万研究生，2001年翻一番到16万，2001年至2004年再翻一番达到33万研究生。让更多的人受更好的教育，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进步带来的益处。
中国近年强调提升教育水平，甚至提出要在中国出现世界先进的大学，自然也意识到, 和国际比较起来，研究生教育是中国特别弱的一项。这大概也是中国要增加数目的一个（但可能不是全部）缘由。从现在的趋势来看，中国在研究生数目赶上和超越世界其它国家是非常快的事情，这本身是中国能力的一个表现。不过研究生的水平要跟上，却需要更多的努力。不然的话，比较容易出现多方面的问题，也很难赶上国际上先进大学。我一个人约二十年前在中国念过两年研究生，迄今在美国参与研究生教育近十年，近年也在中国组织过研究生课程，即有过在中国做学生和老师的两个角度、也有过在美国做学生和老师的历程、对中美两个体系也有的观测，仿佛可以讨论我们的怎么看。

五十年前另时性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是不是有改革空间
从1935年到1949年，中国共有200多研究生，产生于极少几个学校。1950年到1965年，中国共2万多研究生，而且招生年代不确定。招生更不是大张旗鼓、也没肯定考场。 66年到77年有工农兵大学生，但没研究生。1978年重新招收研究生，而且常规化，首次6万多人考试报名、招收约1万人。78年到99年二十多年，中国共有77万研究生。照2003年的趋势，今明两年招生将要接近过去二十年招生数，一年研究生数目也高于文革后第一年大学生的数目。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目前数目大大多于5、六十年代，研究生教育体制和五十年前的基本一样。假如这个体制对中国是最好的，那样沿用下来是非常合理和自然的。不过我相信，假如让五十年代的研究生老师目前来发言，他们也不会说这个体制是最好的。五十年前的研究生教育，老师几乎都是二十到四十年代留学国外后回国的。他们当然了解正常研究生教学体制，不过五十年代的他们常常处于同意各种再教育的地位，基本不可以主导当时的教育体制。何况那时连哪一年能招研究生都不确定，所以他们也难于设立研究生教育的常规，如此的体制可以说是另时设立的，从刚开始就不健全。
78年将来，一批老的老师们还急切需要时间在有生之年在科学研究上做源于己的贡献，可能没来得及花时间和精力改革以前留下的、本来是另时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而且，中国的行政体系到78年已经非常膨大，老专家学者大概还是不可以主导中国研究生教育体系。主导研究生体系的非常可能是教育部的行政职员，而当时如此的人不只自己没经过研究生教育，多数可能是看都没看过研究生教育。所以，一个没完善的体系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这个体系没顾及研究生教育特征，模仿五十年代大学生教育体系。研究生入学，还使用全国计划人数，全国统一考试，所有学生只能考试报名一个学校（几乎是只能考试报名一个老师），甚至不分专业、全国性规定具体一些考试考哪几科（如政治）和分数。如此的入学需要体现的基本精神和需要现代研究生有革新精神不只有矛盾、而且可以说是相背而行。研究生在中国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等范围都是要紧的骨干力量，对他们的入学需要，会干扰他们入学后的行为。假如简单地以考试来回答老师已经了解答案的问题，如此选择学生的规范就有问题，违背需要学生有新发现、创造新的常识、给社会带来新思想、新产物。入学标准应该放下让各机构自己依据每个专业的规范来用多个方法衡量，而不由教育部统一。
教育部有关研究生的部门在管理办法上，在应该给各机构灵活性的方面非常僵硬，而在应该有教育部制定规章条例的方面、却没尽到我们的力量来健全规范。教育部可以审核各机构学位委员会的水平和检查产出研究生水平，决定是不是承认和允许该机构某专业招收研究生资格。但无需越位微观控制各机构招生人数、入学具体需要、学习具体内容。迄今，除去极少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外，研究生入学将来常见还是不可以转老师、不可以换专业。教育部需要所有研究生入学要考政治、入学后要学习政治课，不过是五十年前政治挂帅年代留下的历史遗迹。到研究生时期，学生已经学过多遍内容重复的政治课。何况，作为成人的研究生对政治已经有自己怎么看，强迫他们花时间学习特定政治看法，不只费时，而且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有兴趣的学生，只能导致烦恼，对那些对一时政治看法有不同怎么看的学生还会增加反抗心理，而不会对社会有良性影响。政治课老师习惯性需要学生重复依靠一时形势的内容和常常不断自我过时、和前后矛盾的答案，需要学生简单服从老师需要，导致需要公开撒谎的习惯，带来一个诚信丧失的较大不良反应。我相信，就是过去50年来，每一代执政党领导们的子孙将来在下一代领导时期做学生上政治课，很多也不可以认可所学的政治课标准答案。需要其他平民研究生继续上政治课，也没积极意义。政治考试和政治课都要取消。

保证研究生教育水平
研究生水平需要国家、各研究生教育机构、和老师来保证。
研究生数目很多增加后，假如国家科研经费没相应增加，有一批学生就可能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不只学生没得到适合的培训，而且可能导致原来可以好好培养的人，不可以得到好好的培养。所以，对于很多需要研究经费的学科，国家要么不可以随意增加研究生数目，要么就要相应增加那些学科的经费。假如国家不调节研究生数目，让各机构自行调节，那样国家就只须调节科研经费来间接调控研究生数目。
国家不可以用研究生数目来评价学校，而不考虑水平。教育部可以按期用产出学生水平来宏观检查和调控研究生教育。对于水平不好的机构，教育部可以取消对其学位的承认。而各机构本身为了保持信誉，应该自己控制老师水平、取消一些老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国家评估学校时强调数目，导致现在不少学校粗制滥造。对于各机构来讲，假如国家不算数目，它们也就大概不继续用培养研究生数目来评估老师。应该重视老师我们的学术水平、及其培养学生的水平，而不适合强调数目。在现在体系里，对数目的需要常致使一些不适当的结果。有的老师分明了解自己没经费、或者没能力培养学生，还是故意要招研究生。研究生有时根本不在这类老师那里培养，而是到其它机构（甚至外地）、其他老师那里培养，如此的老师，应该杜绝。如此的招生不过是给老师凑面子和数字，让老师将来可以用这类数字来晋升，而不考虑学生利益。
每个培养研究生机构应该在研究生录取将来，有规则使他们可以继续选择和转换老师。如此，老师录取学生后不可以感觉是一劳永逸，将使老师有了录取后还要角逐学生的重压。
每个机构最知道老师状况。应该有对本机构学生提供咨询的委员会，有学生代表参与旁听。对入学后的学生，按期咨询。对于年轻、胆小的学生，假如发现其老师不花时间和学生讨论学术、对学生不太负责任，可以劝学生转老师。
为了监督毕业研究生的水平，降低同机构的老师互相不检查水平的可能性，可以规范化需要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和毕业答辩委员会有外单位成员。对于自然科学来讲，研究生需要有论文在非本单位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假如如此一个非常低的下限都办不到，不应该获得学位。其它学科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但基本的需要。
现在中国每一个研究生老师带研究生的平均数目，大概已经是世界第一。一个老师能带多数学生，当然和老师本身、学科、学生基础都有关系。但在老师数目和水平增加不多时，盲目增加招生数目，很难防止对研究生教育水平的影响。

维护学生利益
维护学生利益有体制上的、也有文化上的问题。
教育部应该改变现在主要考虑教育部自己便捷、兼顾学校利益和老师利益，而对学生利益不够看重的近况。譬如，规定学生只能考试报名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如此的方法主如果考虑教育部便捷、学校和老师利益，而不是学生利益。让学生选择多个学校，学校要角逐学生，可以调动学校和老师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让学生单方面角逐老师和学校。教育部可以说多个学校录取在操作上麻烦。49年以前中国大学入学就能多个学校录取，虽然麻烦，但本来就能做的。而目前网络在中国学校和科研机构普及了，操作起来，多个学校录取也不麻烦。
对研究生老师的“导师”称呼，是传统文化恶习的再版。老师和学生真有这么大的鸿沟、老师可以居高临下“导”学生的状况实质极少。“导师”一词是对老师过度拔高、给研究生予不切实质的期望、甚至导致不适合的心理崇拜。不只应该鼓励学生在学术上活跃、不要对老师唯唯诺诺，而且应该鼓励和造就学生非常快在一些方面超越老师。在研究生期间假如学生在学术所有方面都不可以超越老师，如此老师下面整个课题组水平都困难提升，有不同学生在不同方面超越老师，才有益于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队伍。
对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的现代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毒害。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种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中文意义的“老板”从来不是西方学术界通行的说法，而是国外华裔创造出来的。在一般国际学术界，有自知之明的人即便觉得自己是学生的上司也不好意思随口说，也少有以雇主自居的研究生老师，自以为是商业性质的老板更少见。国外华裔用“老板”这个词被扩展到国内，不只有品味问题、而且容易导致不好的影响。从老师来讲，海内外的华裔里面仿佛以“老板”、而不是以良师益友的态度来对待学生人要多见一些。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自己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士的责任。学生假如觉得老师是“老板”，容易把我们的练习和工作作为是给老师打工，容易缺少自主性。在科学界，如此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很难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老板的观念（不只用词）在华裔里面比较常见。以致有的学生（和有的老师）都觉得学生做研究是受人指挥、受人剥削。如此老师仿佛不是和学生讨论研究和结果，而是简单地老师出题目、“收成”学生的结果。有的老师甚至压学生出的结果要和自己预期的一致。这种“老板”态度，是学术健康的大敌。
我觉得，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一般学生在前期需要多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辅导，但这并非雇用。学生是为自己工作。假如学生不感兴趣、或者没某种特定学科的研究能力，完全可以不做研究生，探寻其它更感兴趣、或自己能力更适合的行业。
我同时觉得，假如老师发现某个学生不适合在自己研究组工作，应该直接说明，使学生筹备离开。假如老师确实感觉某个学生不适合做这一行当，中肯地告诉学生我们的建议，也是为学成长远利益作想，使他较早去探寻自己能力合适的行业。一个不适合做学术的人，获得一个不合格的博士，将来被困在自己没足够能力的学术界，对学生一生不好，对社会也不利。可惜每年中国还是有如此的博士产生，这和老师不率直、培养机构不完全负责任也有关系。
有的老师对学生发脾气，甚至对学生人格不够尊重。在中国，对于紧急的辱骂、过分的惩罚状况，学生不只没地方申述，中国文化里面还有不少人会对学生说如此严格是对学生好。在我看来，如此的说法是颠倒黑白。老师和研究生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在学术上，初期老师多起培养用途也不赋予老师资格来贬低学生人格。老师和学生实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脱离师生关系，但也不可以蔑视学生人格，使学生对我们的生活丧失信心。学生假如真不满老师，规范应该允许学生换老师，只须有其他老师想同意。若是学生的问题，没其他老师同意，学生也可以退学。
要做研究生的老师，常常和学生讨论学术是对老师的一个基本需要。一个“忙”的不可以和学生交流的老师，就不应该继续带研究生。80年代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J. Goldstein，他参与美国生物医学界不少要紧决策，也常常外出访问。可是他一直维持和实验室一线接触，他到中国短暂访问几天时到过不同城市，天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实验室把结果传真到他下榻的旅馆让他读。如此举例，一方面是告诉中国对学术还有兴趣的老师:假如带学生就应该有交流;一方面也是让国内学生了解:假如你的老师还带学生、对学术还有兴趣，那样事实上他不可能有哪些东西比学生的一线研究更要紧，假如不花时间和学生讨论，那样如此的老师不过是和演员一般在饰演老师和学者。我这几年到中国比较多，每当一些研究生和我讨论学术问题将来，有的学生的感谢态度使我感觉惭愧：学生和年龄大一些的人讨论学术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只能想像，有的学校有的老师和学生交流非常不多，才会致使学生感觉能得到讨论学术的机会是特别的事情。
老师有责任对学生言传身教，鼓励学生和同学、同行平等相处，互相帮助、积极互动。在利益分配时，让学生了解一时不可以做到绝对公平可以靠将来来解决。现在中国学术界是世界上最难合作的之一。很多人在合作开始时非常热心，一出现就算是比较小的利益时，非常快出现矛盾。如此的风气，要靠几代老师自己做好，让学生多有先例可学，为学成长久健康进步提供基础。
中国老师里面还有一些虽然不多、但很长时间、而被中国文化允许的问题，实质要杜绝。老师和学生是工作关系。而中国还有传统学徒习惯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有的老师（可能是非常老的老师、也会不那样老）让学生给自己私人做事，包含上街买菜。还有师生恋的问题，不只由于老师对学生有肯定权力对学生方不公平，而且可能影响其他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课题组职员的关系，中国可以引进国际经验，规定发生恋爱关系的要脱离师生关系，以保护当事学生和其他学生的直接和潜在利益。

毕业生工作市场在哪儿
曾几何时，中国将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考试首次有570万人争相考试，为了成为当年27万大学生之一。多少年来，大学生毕业不需要愁工作。过去2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稳步进步，到1998年大学生招生人数是108万。近期，不只大学生招收忽然进入新的进步期，更突出的是研究生招生人数剧增。
如此迅猛的进步将明显带来这类人就业问题。美国一般每年2万多博士毕业，中国2000年开始博士研究生招生数超越美国。中国一部分博士生是硕士后开始只须3年就能毕业，即便以5年毕业来计算，中国从2005年开始每年或有数目多于美国的博士毕业。他们的工作市场在哪儿？
大家可以看美国研究生和美国华裔研究生毕业后工作状况。1999年，美国有近56万工作年龄的各种博士学位获得者（包含自然科学、工程、计算机、社会科学等），其中91％全时工作，7％部分时间工作，1%失业。全时工作的近43%在大学，3.5%在其它教育机构里，34%在私人企业，5.5％自我雇用，5%在非盈利性机构（包含研究机构），9%在政府机构。另外一个统计是华裔在美国的工作状况。1997年所有有博士学位的华裔（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获得学位），36％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51％在企业。
没看到中国现在研究生就业状况统计。大家假如如此推断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前景大概也不会错：中国的博士将来有一半（或更多）会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大学以当前情况，到2005年后有没容纳这么多博士的职位，教育部应该可以计算的出来。比较很难解决的是，由于在大学、非盈利和政府工作的博士中，相当部分都要或者想做研究，要给他们就不止是工作、还需要有研究经费。假如经费不足，他们专业能力不可以发挥、会出现对工作和环境的不满，而且国家对他们的培养不可以有效收购。所以需要中国家公务员考试虑整体对教育和科学投入相应增加，才能使研究生毕业后能起到推进中国进步有哪些用途，而不是导致社会重压。
和应用有关性比较大的范围毕业的研究生，进入企业、对经济进步大概会有相当影响。但中国假如有大量研究生进入国家机关，一时仿佛是解决工作问题，长期以往，对国家机关改革却会是产生更多问题，积累到将来还是要让他们或者别的人离开国家机关才能解决。中国毕业的研究生，自然还会有一批出国。以前研究生一般出国不难，是由于海外研究生的工作市场比中国大。但，那是在中国本身培养研究生人数有限的年代。等到中国毕业的研究生到2005年超越世界其它国家，到2009年很多超越其它国家时，出国工作是不是能解决就业状况，是一个新问题。
研究生进入将来，即会提升一些行业的练习水平，也会带来对一些行业的重压。譬如，研究生毕业后一部分是替代以前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市场，大学生就业重压自然增加。
我对就业非常不懂，提出这个问题，是期望国家有关部门、和可以决策和影响就业的专家们能有良方，至少有考虑。特别从学生利益角度提出这类问题。